约120亿年前，加速的光离子离开了一个名为类星体的极其明亮的天体，开始了一段通往还不存在的行星的漫长旅程。超过40亿年以后，更多的光子离开了另一颗类星体去进行类似的长途跋涉。当地球和它所在的太阳系形成，生命进化，人类开始学习物理，这些粒子继续它们的道理。最终，它们在拉帕尔马加那利群岛通过一对望远镜着陆，这对望远镜是为了测试现实的本质而设立的。

该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量子纠缠，一种在我们宏观经典的世界以不可能的方式去连接量子系统的现象。当两个粒子，比如一对电子纠缠在一起时，不了解任一电子就无法测量另一个。它们的性质，比如动量和位置，是不可避免的联系在一起的。

“量子纠缠意味着你不能仅用局部描述去解释你的联合量子系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Michael Hall如是说到。

纠缠最早出现在一个思想实验中，这个测试不是由别人，正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本人完成的。在1935年的一篇论文中，爱因斯坦和两位同事指出如果量子力学完全解释了现实，那么对于纠缠系统的一部分测量将瞬间影响我们对未来另一部分对测量的认知，似乎传递信息的速度超过了光速，但在已知的物理学中这是不可能的。爱因斯坦把这个影响称为“幽灵般的远距离作用，”暗示某种根本性的错误存在于萌芽中的量子力学。

几十年后，量子纠缠被实验一次又一次的证实。即使物理学家们已经学会了控制和研究量子纠缠，他们仍然未找到一种机制去解释量子纠缠，或者就它对现实的本质的意义上达成共识。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从事类星体实验也被称为“宇宙贝尔实验”的天体物理学家安德鲁·弗里德曼(Andrew Friedman)，他说:“纠缠现象本身已经被验证了好几十年了。真正的挑战是，即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实验性的现实，我们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去表明它实际上是如何工作的。”

贝尔的假设

量子力学的世界——在最小尺度上支配宇宙行为的物理——经常被描述为极其怪异。根据它的定律，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同时是波和粒子，在空间中没有确定的位置。它需要一个外部系统来观察或测量它们，以促使它们“选择”一个确定的状态。而纠缠态粒子似乎能瞬间影响彼此的“选择”，无论它们相距多远。

爱因斯坦对这些想法非常不满，他假设了经典的“隐藏变量”，超出了我们对量子力学的理解，如果我们理解了它们，就会使纠缠不那么可怕。在20世纪60年代，物理学家约翰·贝尔（John Bell)设计了一个测试模型的隐藏变量，被熟知为“贝尔不等式”。

贝尔概述了关于世界的三种假设，每一种都有相应的数学命题:现实主义，即物体无论是否被观察到，都具有它们所保持的特性;地点性，也就是说，没有什么能影响到足够远的东西，以至于它们之间的信号传播得比光还快;还有选择的自由，也就是说物理学家可以自由地进行测量，而不受隐藏变量的影响。探测纠缠是检验这些假设的关键。如果实验表明自然界遵从这些假设，那么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我们可以经典地理解的世界里，而隐藏变量只是在创造量子纠缠的假象。如果实验表明世界并不遵循它们，那么量子纠缠就是真实存在的，亚原子世界真的就像它看起来那样奇怪。

弗里德曼说:“贝尔的研究表明，如果世界遵守这些假设，那么纠缠粒子测量的相关程度是有上限的。”

物理学家可以测量粒子的性质，比如它们的自旋、动量或极化。实验表明，当粒子纠缠在一起时，这些测量结果在统计上的相关性比在经典系统中预期的要高，这违反了贝尔不等式。

在一种贝尔测试中，科学家将两个纠缠光子发送到相距较远的探测器上。光子能否到达探测器取决于它们的偏振;如果它们完全对齐，它们就会通过，但否则，它们就有可能被阻塞，这取决于对齐的角度。科学家们想看看纠缠粒子是否以相同的极化结束，其频率是否比经典统计学所能解释的要高。如果是这样，至少贝尔的假设在本质上就不可能是正确的。如果世界不服从现实主义，那么粒子的性质在测量之前就不能很好地定义。如果粒子可以瞬间相互影响，那么它们就会以某种方式以比光速还快的速度相互交流，违反局部性和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